英语是如何一步步在科学界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终于真相了

英语是如何一步步在科学界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终于真相了

1927年的索尔维会议合影。图片来源:Photo by Benjamin Couprie/Wikimedia 着色:Sanna Dullaway

假如你能读懂这个句子(指英语原文),那你就可以和科学家对话了。虽然对话内容可能和她的研究细节无关,但起码你俩共享同一门语言。如今,自然科学当中的沟通——包括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地理学——绝大部分是以英语来进行的;无论刊物、会议、电邮还是以Skype为媒介的合作都是如此,如果你有机会逛一逛吉隆坡、蒙特维多抑或是海法的科研机构大楼,那就更能明白这一点。可以说,当今的科学就是说英语的(Anglophone)。

更重要的是,当今的科学只说一种语言(monoglot):每个人都说英语,其它语言几乎被排斥殆尽。一个世纪以前,西方科研工作者里的绝大多数至少都懂一些英语,但他们也会以法语和德语来阅读、写作和发言,有时还有别的“小语种”,譬如方兴未艾的俄语或是急速淡出的意大利语。

现代科学一度具有多语言共存(ployglot)的特点,这或许会令人有些惊讶。只说一种语言难道不会更高效吗?为了苯衍生物的合成而去学习三种语言的读写,那会浪费掉多少时间!如果每个人都操同一门语言,源自翻译的隔阂就会更少——譬如,若有多种语言的研究得出了同一结论,便会产生谁最先有此发现的争论——而教学上的浪费也较轻。根据这种观点,当今的科学之所以进步得如此之快,就是因为我们聚焦于“科学本身”而非诸如语言之类的表面功夫。

假如讲者是说英语长大的,此论就显得更加有理有据了,但如今活跃在一线的绝大多数科学家的母语都不是英语。考虑到他们学语言所花费的时间,征服英语未必比容许多语言的科学更加高效——那只是另一种低效。语言学习和翻译依旧在大举进行当中,且并不仅仅在英国、澳大利亚或美国。交流中的障碍是减少了,但远远谈不上顺畅和精准。

如今的科学家仍旧彻底被英语包围,科学研究的日新月异缩短了对学科的记忆。科学总是这个样子吗?不是的,它以前不是这样,但只有年龄很大的科学家才能记起以前是何等样貌。科学家或人文学者一般认为,西方科学在其开端上由希腊语统治,并呈现为拉丁语取代希腊语、法语取代拉丁语、德语取代法语再到英语取代德语这一进程。将科学史理解为不同的单一语言接连占据主导地位的链条式演进,表面看来似乎很有说服力,但这并不正确,也从来不会正确。

宽泛地讲,我们可以认为,西方科学里有两套基本的语言体系:多语种共存和单一语种。后者是新近才有的现象,它不过发端于1920年代,仅仅到了1970年代就战胜了历史悠久的多语种共存体系。现在的科学的确说英语,但在多语种体系里长大的第一代人如今仍然健在。要理解这一重要变化是如何发生的,我们需要往回追溯。

在15世纪的西欧,自然哲学和自然史——这两大领域就是19世纪所称的“科学”——从根本上讲都是多语言的事业。此论的确不假,虽然中世纪盛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学术语言都是拉丁语。

拉丁语的特殊地位和多语言共存的体系并不矛盾;相反,它认肯了这一体系。任何一个靠谱的文艺复兴时期人文学者或中世纪晚期的经院学者都知道,以拉丁语为正宗的自然哲学可以追溯到全盛时期的罗马。(西塞罗和塞涅卡在这一领域都有重要作品)。但这群人文学者和经院学者也知道一点,那就是从古典时代一直到罗马末期,学术语言乃是希腊化的(Hellenistic,公元前3世纪至1世纪,因亚历山大的征战而有过一阵东西文化的大交融,史称“希腊化时期”,希腊化了的希腊语已不同于上古希腊语——译注)希腊语而非拉丁语。他们还知道,在他们之前的几个世纪里,自然哲学大部分是用阿拉伯语而非任何一门古典语言写成。将自然哲学经典著作从阿拉伯语翻译为拉丁文,对西方学术的复兴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稍有学养的人都明白,学习乃是一项多语言的事业。

生活上也是如此。除了一些少见的、父母特别奇葩的怪人(蒙田就这样自诩),没人会把拉丁语当成第一语言,且很少有口头的运用。拉丁语乃是用于书面学术的,但每个使用者——例如鹿特丹的伊拉斯谟——都将它与其它的语言混用,例如与仆人、家庭成员和恩主沟通的语言就各有不同。拉丁语是一种工具性的语言,起到联结不同的语言社群的作用,且被认为大致是中性的。确切地讲,它凸显了阶级差异,毕竟学习它需要专门的教育,但它能轻易地跨越宗教和政治的分歧:新教徒也经常用拉丁语(且经常比天主教徒还要文雅),至18世纪,它甚至还被引入了信仰东正教的俄国,成为其新建立的圣彼得堡科学院的学术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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